严厉整治下的校外培训机构何去何从？

　　针对日渐趋严的监管政策，广东、江苏等地都展开了一系列的整改工作。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截至2018年10月15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0532所，存在问题机构272175所，现已完成整改83510所，完成整改率30.68%。

　　11月14日，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进展和课后服务工作情况。会上通报了第一批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黑名单，全市共排查出校外培训机构12681所，其中存在问题的7557所。

　　“这次政府是动了真格的，整治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就相当于一次‘地震’。”中央电教馆教授、资深教育专家马永纪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监管趋严产生连锁反应

　　王颖(化名)的孩子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学上三年级，从11月5日这周开始，孩子所在的学而思蒲黄榆校区被通知停课。而王颖的邻居孩子在新东方的交道口校区也被通知停课。

　　截止到11月13日这周，新东方、学而思的部分校区已经停课1周左右了，在学而思蒲黄榆校区上课的学生家长李女士从11月5日那一周就接到通知说其所在的数学班级停课一周，口头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公立学校期中考试。但记者从业内得到的消息是因为整顿，一些机构的老师由于没有教师资格证，所以集中培训或者集中整改应对专项检查，由此导致部分停课。

　　关于教师资格证的问题，新东方的相关新闻负责人回复《中国经营报》记者时称，新东方每年均会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类教学资格和素养提升类资质认证考试。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大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其校区老师部分或者大部分具有教师资格证，而不具有的也会尽快组织其培训参加考试，以尽快获取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的获取率将决定明年这些校外培训机构的命运。”一位从事教育行业多年的校外老师对记者说。

　　教师资格证是教育行业从业教师的许可证。在我国，师范类大学毕业生须在学期期末考试中通过学校开设的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考试，并且要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组织的普通话考试中成绩达到二级乙等(中文专业为二级甲等)以上，方可在毕业时领取教师资格证。非师范类和其他社会人员需要在社会上参加认证考试等一系列测试后才能申请教师资格证。

　　2015年，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正式实施，打破教师终生制，且五年一审，改革后将实行国考，考试内容增加、难度加大。在校专科、本科能报考。改革后将不再分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区别，想要做教师都必须参加国家统一考试，方可申请教师资格证。

　　2018年9月，教育部称教师资格证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社会各类培训机构颁发的培训证书、证明不能作为教师资格证书使用。

　　限制收费周期动了谁的奶酪

　　虽然11月12日这周这些校外培训机构陆续开始恢复上课，但是其收费方式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在新东方北京交道口校区上课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以往新东方的学费都是提前收取半年或者一年的，而最近的通知则是最多交三个月的学费。记者也在部分学而思教学区门口看到贴上的收费不得超过三个月的通知。

　　关于收费问题，记者采访的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校外外语培训机构的校长透露，这几天也收到总部通知。现在北京市教委怎么要求就怎么做，如果要求三个月收费，马上就三个月收费。但是这还需要上级领导部门给正式通知，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案。

　　“我感觉这个指导方案会很快出台，之后我们还需要把内部后台系统调整好，因为我们现在收费不是都做后台。收费的标准弄好，我们才能执行。”这位校长表示。

　　据知情人透露，11月5日，包括新东方总裁俞敏洪、好未来总裁张邦鑫在内的21位教育界大佬齐聚北京，为了一个公益项目一起吃了顿饭。席间，谈到近日的政策收紧和整顿，包括校舍、教师考教师资格证、消防要求等规定。其间，大家发现，仅仅在座的这些公司可能加起来就要耗资大概10亿元去改造所有的校舍。

　　席间，张邦鑫还提到，好未来已经在根据相关要求，大幅度降低授课难度。在随后的记者采访中，证实了这些说法，业内人士表示校外培训机构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改革难点就是校区环境问题。记者在北京市方庄物美大卖场楼上看到，仍然有很多校外培训机构在四层、五层上课。而此前整改过程中，一个要求就是各个培训机构都不得在三层以上。

　　“之前我们校区在物美大卖场楼上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消防的问题，那么多培训机构一家挨着一家，一旦有火灾等情况发生，逃生时学生会很多，而通道只有四部电梯，其中一部还经常需要维修，而且在后面校区的学生消防通道也经常被锁起来，为此我也跟校区所在地所属的物业公司多次沟通，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前述校外培训机构校长对记者表示。

　　而对于最近的整改所需要的成本问题，好未来的相关人员以从机构角度不便回答为理由回绝了记者的采访。但可以预计的是，无论是校舍改造还是限制收费期限，都肯定会对很多校外培训机构的现金流产生影响。

　　“黑白名单”下如何合规管理

　　今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通知》的核心治理任务就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机构均要取得办学许可证。同时，建立黑白名单制度，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建立《白名单》，公布无不良行为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建立《黑名单》，公布有安全隐患、无资质和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

　　我国各地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时，有的地区已经结合治理，公布了培训机构黑白名单，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于如何公布黑白名单以更好地发挥黑白名单对治理培训机构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黑名单公布的对象范围。

　　从各地公布的黑白名单看，白名单均无争议，上白名单的均是有合法资质且无不良经营行为的教育培训机构。而黑名单却不同，有的地方公布的黑名单是有合法资质，但有安全隐患、不良经营行为的机构；有的地方则公布的是无资质(无证无照、有证无照)的机构。

　　在教育专家熊丙奇看来，我国应进一步明确培训机构黑名单的上榜对象，应该针对有资质但有不良经营行为的培训机构，而对于无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按规定必须严格取缔，至于如何消除无资质的机构，需要我国调整对培训机构的监管思路。

　　《通知》中第三条规定：“对于不具备办证条件的，要责令其在经营(业务)范围内展开业务，不得再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尽管这条规定似乎是为部分培训机构开辟了“缓冲地带”，使得这些培训机构可以抱着侥幸心理坐拥“工商证”而开门营业，但是从《通知》中规定的强硬治理手段及各地陆续公布的“黑白名单”来看，这种侥幸心理已经被无情击碎。

　　上海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教育合伙人姜雯律师认为，在这样强硬的治理手段之前，民办教育机构应当在合规方面“未雨绸缪”，从“准入口”就开始做到稳扎稳打，把“一证一照”与办学主动权攥在自己的手中。

　　在姜雯看来，获得了“办学许可证”并不是一切。在“黑白名单”机制之下，“办学许可证”仅仅是准入门槛，并不是对机构一劳永逸的评估标准。趋紧的政策大环境意味着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的监督将不断严格，一有不慎就可能滑入“黑名单”之列。

　　上海发布的“一规定两办法”，就对于学校在教学过程中的内容提出非常具体的禁止性要求，严禁拔高教学要求、抢赶教学进度、增加教学难度，不得举办以小学生为参赛对象的语文、数学、外语等与升学或考试相关的学科及其延伸类竞赛活动。在长效监管机制上建立市、区、街镇三级联动综合监管和信息信用制度。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