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数学大师谷超豪早年的一段传奇(上)

1月11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84岁的数学家谷超豪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大红色的证书时，这位早已在科技界威名赫赫的数学家，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线。

人们也许无法把眼前这位儒雅的老人，与出生入死的地下党联系在一起。可年轻时期的谷超豪，曾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进行地下活动。其中，最令谷超豪引以为豪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参与策反雷达研究所。

记者循着当年雷达研究所起义的足迹，遍访当事人，惊讶地发现，那些曾与谷超豪并肩战斗的地下工作者，如今很多是中国科技界的泰斗级人物。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当年的莘莘学子们没有躲进书斋，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通过这些耄耋老人的回忆，六十多年前，那场以科学工作者为主角的谍战大戏，徐徐拉开了帷幕……

接头

1948年12月的一天，一位久未露面的老同学来到浙江大学找谷超豪。此人名叫张叶明，曾是浙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

上大学时，张叶明是浙大出了名的活跃人物，参加进步社团，组织学生运动，特别是在1947年5月席卷全国大学校园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在学生中做过很多宣传工作。

当时，同在浙大数学系读书的谷超豪，也是一名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在学生会竞选时，同学们曾以“科学+民主=谷超豪”的口号，高票推举他为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由此，两名进步青年在学生运动中，曾有过不少接触。

但自从1947年8月张叶明毕业后，二人便断了联系。此时，老同学突然造访，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果然，张叶明告诉谷超豪，他正供职于国防部第六厅下属的雷达研究所。淮海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很快便陈兵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暴露在战争的最前沿。此时的南京，人心惶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南下撤往广州，雷达研究所也在撤离的名单中。由于搞不到火车皮和船只，雷达研究所只能先从南京撤到杭州，看看战事发展，再考虑是否继续南迁。

怎样才能阻止雷达研究所南迁？张叶明希望能得到谷超豪的指引。

此时，谷超豪的公开身份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助教。一个大学老师似乎与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扯不上任何关系，更别说左右它的动向了。但张叶明甫到杭州便找到谷超豪，绝非急病乱投医，而是受了高人指点。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普通居民楼中，记者采访了当年指点张叶明的这位高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许良英。

1947年，在浙大物理系任助教的许良英担任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叶明正是许良英的学生。由于学习刻苦，又热心进步活动，很早许良英就开始注意张叶明了。“但是他太活跃，所以我们没打算发展他入党。”虽然张叶明先生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但对于这位曾经的高足，许先生仍记忆犹新。

毕业以后，在许良英的介绍下，张叶明到无锡青城中学做了物理教师，后来才进入雷达研究所工作。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正因如此，当张叶明回到杭州时，首先找到了许良英。

“我所在的浙大党支部主要负责学生工作，雷达研究所的去留问题，属于学校外的事务，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许良英回忆。于是，他便让张叶明去找谷超豪试一试。

其实，许良英原本不知道谷超豪是地下党。地下工作非常秘密，为了避免互相牵涉，许良英所属的浙大党支部与谷超豪所属的城市工作系统并不发生横向联系。直到有一天，浙大党支部的一位学生党员吴大信想发展城市工作系统中的赵槐入党，两个同在浙大活动的地下组织才算碰了面。

谷超豪的主要工作是团结杭州的科技工作者，争取雷达研究所正是他的分内之事。与张叶明会面后，谷超豪把雷达研究所要南迁的事，报告给了他的上线联系人徐恭慧。雷达研究所立即引起了杭州地下党组织的重视。阻止雷达所南迁，成了谷超豪首当其冲的工作。

雷达研究所

为什么一个国防部的小小研究所会引起地下党的高度重视？“雷达当时可是一种先进武器。二战中，它与原子弹、导弹并称为三大新式武器。”曾在雷达研究所工作过的范复礼先生对记者说。

《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三十六年(即1947年)度工作报告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日美中途岛海战，日海军以四倍优势兵力进袭美军，而美军利用雷达先发制人，日军惨败，日军当局遂认为雷达亦为出击重要武器，见解改变……”

从文中不难看出，二战期间雷达刚刚起步，只有英美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这项技术，连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是在吃了亏之后才开始重视雷达技术的。

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则是在抗日战争之后才拥有雷达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日本留在中国的大部分装备被国民党接收，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达。1946年8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下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用。”

1947年4月，国防部第六厅在南京水西门灯笼巷10号买下了一座庭院式的旧房子，正式挂牌为“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这便是雷达研究所的前身。叫它“修理所”可谓名副其实。范复礼告诉记者，国民党缴获的这些雷达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刚刚成立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修理这些旧雷达。

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刚刚成立，从浙大物理系毕业的郑乃森便分配到这里工作。虽然郑老已于两年前去世，但从他生前写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所里的情况。

当时，特种电信器材研究所的所长叶彦世正在台湾接收日军留在那里的雷达，所里的日常事务由国防部第六厅的一名副厅长叶造甫主持。郑乃森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修理日军留在马标仓库的四式雷达。

技术人员们以前只搞过发报机，并没有接触过雷达。对于雷达的接收机、发射机尚能根据电路原理摸索出来，可碰到调制器、显示器、超短波天线这些新家伙，就一头雾水了。一度，郑乃森和同事们一天到晚都泡在所里摆弄这些新式武器。但代理所长叶造甫对雷达却没有多少热情。雷达发射机调制器的电源是三相220伏，但南京电源是三相380伏。技术人员们提出要买一些纱包铜丝，将雷达原配的电源改装一下，可叶造甫却推说没有经费。几十年后，郑乃森仍对此事忿忿不平。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叶造甫)不愿花一分钱在雷达业务上，相反在餐馆摆酒席请各方面大人物是有钱的。”

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又把从冲绳岛运来的美军旧雷达拨给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1947年底，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已经修理了各种雷达76部。这些修好的雷达被陆陆续续发往国民党军驻守的各要塞。由于共产党军队还处在“小米加步枪”阶段，没有空军，所以雷达主要作为沿海及江防要塞的警戒之用，除台湾各要塞之外，在大陆江宁要塞、江阴要塞、青岛要塞、吴淞口要塞和南京狮子山要塞等，均设立了雷达站，用以探测解放军渡江船只。

1948年，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名为雷达研究所，俨然已成为国民党的要害军事部门。

潜入雷达所

这样一个要害军事部门，怎么会潜入张叶明这样一位进步青年呢？

张叶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他之所以进入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完全是浙大同学吕东明的主意。

吕东明是何许人？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冰川学

家、中科院院士施雅风。施院士说：“吕东明也是浙大的毕业生，他早在1938年就入党了，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毕业以后，吕东明与施雅风同在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

1948年初，浙大进步学生于子三遭国民党杀害，国民党当局随即开始追捕进步学生社团“新潮社”成员。正在青城中学任教的张叶明也受到波及，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南京找吕东明想办法。

施雅风告诉记者，当时他与吕东明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这对于两个远离军事机构的技术人员而言，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在各种与军事有关的部门中发展联系人。

就在这时，张叶明出现了。起初，吕东明想让他进国民政府中央气象局谋职，那里正好需要一名学物理的大学生。可当他得知张叶明的父亲与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的负责人叶彦世是同学时，吕东明意识到这也许是打入国民党要害军事部门的一个契机。

于是，张叶明打着父亲的旗号，找到了叶彦世。既是故交之子，又是浙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对于张叶明的加盟，叶彦世求之不得。很快，张叶明便被任命为特种电信器材研究所的上尉工务员。

此时，吕东明因工作原因被调往上海，施雅风担起了与张叶明接头的任务。施院士告诉记者，当时他是进步团体“科学时代社”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成员。这两个团体，表面上是中立组织，实际上核心成员都是地下党员。1947年春，国民党已不允许进步团体公开活动，但“科协”中有许多知名学者，所以还能进行一些表面上的非政治性活动。张叶明便在施雅风的介绍下加入了“科协”。

施院士说，那时“科协”两周活动一次，大家凑在一起最关心的是当时的时局和中国的未来。他也是利用“科协”活动的机会与张叶明联系的。他叮嘱张叶明在所里要以灰色面貌出现，多交朋友。

范复礼与张叶明几乎同时入所，他告诉记者，他就是在张叶明的介绍下加入“科协”的。范老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张叶明，但那时我对政治不敏感，一心只想着‘科学救国’。”那时，张叶明经常偷偷把《科学时代》杂志，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报刊《文汇报》、《展望》和《文萃》等刊物拿到所里，并向大家介绍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爱国民主思想。

潜移默化中，所里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技术人员开始关心起政治来。郑乃森先生曾在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件事。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张叶明告诉郑乃森，可以自己改装短波收音机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开始郑乃森不敢，因为这在所里是明令禁止的，但张叶明说：“叶彦世都在听，你不要声张就是了。”那段时间，郑乃森每晚都偷偷收听牡丹江电台的广播。《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宣布战犯名单，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好物资器材，不得破坏，都是那时从广播中了解到的。1948年11月的一天早晨，郑乃森突然接到叶彦世的电话，说海军需要一名雷达技术人员到台湾去，可以领双份薪金，问郑乃森愿不愿意去。郑乃森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后来，叶又找到另一个年轻人周伦铨，他也拒绝了。郑乃森事后回忆：“若没有张叶明平时的工作，我们不会这么迅速就做出如此反应的。”

南撤杭州

1948年10月，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编为雷达研

究所，物理学家葛正权被任命为所长，军统出身的原所长叶彦世任副所长。

不久，淮海战役打响，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纷纷携眷南逃。国防部也命令雷达研究所撤往广州。所里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江浙人，一听说要迁到广州，甚至更南端的台湾，都叫苦连天。

雷达研究所的另一名浙大校友程嘉钧，早年曾在台湾工作。当年，叶彦世率领大队人马赴台湾接收日军遗留的雷达时，程嘉钧在台湾地下党的授意下打入了雷达研究所。不过，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交给程嘉钧的任务是深入钻研掌握雷达技术，不要做任何政治活动，并告诉他革命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来联系他。

果然，当程嘉钧随叶彦世押载着缴获的雷达从台湾回到南京时，吕东明顺利地找到了他。由于程嘉钧和吕东明两位先生均已过世十余年，我们无法获知程嘉钧从台湾回来后，是如何与南京地下党联系上的。但从吕东明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授意张叶明进入雷达所时，他已经知道程嘉钧是潜伏在雷达研究所的地下党。此时，程嘉钧与张叶明组成了雷达研究所内进步活动的核心。只是，一直以来程嘉钧仍秉承台湾地下党交给他潜心技术、少问政治的方针，因此对外联系多以张叶明为主。

要撤往台湾的消息在雷达研究所中不胫而走。程嘉钧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向所内工作人员描绘了在台远离亲人，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图景。本就对国民党不抱希望的技术人员们，开始从心中抵制南撤。

普通技术人员的争取工作虽然卓有成效，但是否能阻止雷达研究所南撤，最终要看南京政府和所内高层官员的态度。

从程嘉钧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所内进步分子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南京解放指日可待，只要尽量设法拖延，拖到最后总能等到解放。另一种意见认为，违抗国防部的命令拒不撤离是不可能的，所内的雷达设备很有可能在国民党全面溃退前被炸毁，或在围城时毁于战火，或遭国民党派来的飞机轰炸。与其坐等被毁，不如趁一片混乱之际，以迁广州之名，暂时先到杭州避一避。一来，历史上杭州从未打过大仗；二来，所里技术人员大部分是浙江人，撤到杭州想必会得到大家的欢迎。

张叶明和程嘉钧把撤往杭州的想法汇报给了施雅风，施雅风又请示了南京地下党。党组织也感到，暂避杭州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