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海洲：从源头抑制商誉风险的产生 增加董监高的责任

　　“要从源头抑制商誉风险的产生，就必须增加上市公司并购环节中董监高的责任，对于上市公司高溢价收购，董监高必须拿出相应的股权或利益作为担保。”

　　告别2018年，迎来2019年。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年报进入紧张的编制阶段。而这个时节，通常又是上市公司潜在风险爆发的时候。比如，商誉减值风险，这是投资者不能不防的。2018年12月24日晚，银禧科技曝出商誉减值大雷，2018年预亏4亿元至7亿元，而商誉减值金额达4.9亿元。受此影响，2018年12月25日，该股一字跌停，次日再跌5.34%。商誉减值地雷带给股价的冲击显而易见。

　　商誉是最近几年受到市场重视的一个词汇。实际上它是与“风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是“利益输送”的代名词。它是上市公司财报当中最让人说不清的部分。商誉一般产生在上市公司并购时，收购方支付的收购价与被收购企业的净资产差额即为商誉。由此不难看出，商誉就是企业收购时的溢价部分。由于上市公司收购基本上都是高溢价，因此带来了上市公司商誉的大幅度增加。而这种高溢价的背后，有多少是合理的，又有多少是利益输送，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商誉成了上市公司巨大的风险所在。尤其是当收购资产的业绩不能达标时，商誉就面临着减值的风险。根据2018年上市公司三季报，商誉规模已创下历史新高，达1.45万亿元，并且整个A股公司中共有2070家公司存在商誉，其中558家公司的商誉对资产占比超过10%，149家公司的商誉对资产占比超30%，64家公司商誉占资产比重超40%，21家公司的商誉占比超50%，5家公司的商誉占比超60%。商誉占资产的比例越高，意味着商誉减值的压力就越大，公司承担的风险就越大。

　　实际上，商誉减值的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的高度重视。2018年11月16日，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